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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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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关心和支持机关党的建设,在建立健全机关党组织、严格遵守党内组织生活规定以及加强机关党的作风建设等方面提出要求并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对于今天我们加强机关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3月5日是周恩来同志诞辰,推送一篇周恩来与机关党的建设的文章,共同缅怀伟人,寄托思念。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卓越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他提出的一整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新中国成立后他关于机关党的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对于今天我们做好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仍然具有很强启示和借鉴意义。

亲自为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党的建设制定原则要求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许多除旧布新的任务,机关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周恩来同志积极建立完善中央人民政府机关党的组织,为党领导国家工作制度的初步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建立健全中央人民政府党组织。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就非常重视机关党组工作。1949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政务院党组正副书记和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署、行分党组书记名单,周恩来任政务院党组书记兼外交部党组书记。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依据党章作出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组成党组,并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以确保执行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决定》还规定政务院成立党组,并设党组干事会统一领导全党组的经常工作。为此,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政务院党组全体会议,宣布成立政务院党组,周恩来同志担任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同志在会上指出:“政务院党组有三层组织,即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和各部党组小组。”1951年12月20日,周恩来同志还就成立中央一级机关总党委一事,向毛泽东同志并中央书记处提出书面报告。22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个报告,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指示各大行政区、省市区一级亦组织总党委。

1952年8月,政务院及所属委、部进行了人事调整,8月10日,周恩来同志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毛泽东同志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应予改组,同时,拟扩大原有政务院党组的范围,并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直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领导。13日,毛泽东同志批示同意这个报告。1953年3月24日,周恩来同志签发《关于撤消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通知》要求:“(一)政府党组干事会自即日起正式撤消,今后各党组及党组小组均由中央直接领导。(二)凡有关各委及各部门党组的人员变动及其他有关组织问题的各项事宜,自即日起应直接向中央组织部请示和报告。”

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与推动下,中央人民政府党组织逐步建立完善,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确立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各项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加强执政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和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

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是对党忠诚、对党负责、对党老实的具体体现。周恩来同志要求政务院所属部门将请示报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2年8月9日,周恩来同志就一些部门未认真执行政务院关于所属部门定期向中共中央作报告的制度一事,以政务院党组干事会书记名义向各委分党组干事会、各部门党组小组发出通知,强调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定期报告制度,并重新规定了报告办法。

周恩来同志长期主管外交工作,他为外交人员制定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的16字守则。他常常教导外交干部:外交工作一切有关政策的问题必须做到事先请示、事后报告,丝毫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事关涉外大事不允许先斩后奏,更不允许斩而不奏和“心血来潮,忘乎所以”。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同志给外交人员作出了表率,他在国外参加会议或者出访期间,每天不论多晚,都要向中央或请示或报告。在遇到重大问题时,总是先行请示中央,在中央答复后再按照中央的要求执行,绝不自行其是。

周恩来同志要求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是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的具体体现,对于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全党团结统一和行动一致,具有积极和深远的意义。

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

周恩来同志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建设,严格遵守党内组织生活规定,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改进支部生活。周恩来同志提出:“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就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支部生活。所谓支部生活,并不仅仅是开会听报告、交纳党费,最要紧的是要讨论当地的政治问题和工作问题,讨论党的路线和本支部的工作。其次,要充分认识支部的重要作用。政治的鼓动宣传,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的领导。再次,要掌握支部的工作方法。包括要将每一名同志都编入支部中去;要在支部中提出和讨论大家有兴趣的问题;要经常地考察群众的生活,用群众的语调,针对群众当前最关心的问题,宣传、组织、领导、教育群众。

认真参加组织生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他明确地告诉身边工作人员,支部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有些重要的事情他一定要参与。他以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基层的组织生活,同时又对基层党支部的工作给予指导。有一次党支部改选,秘书赵炜看到周恩来同志太忙了,开会就没有通知他。当得知情况后,周恩来同志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道:“今天支部活动,改选支委,怎么没有通知我?”“你们这样想不对,我有事儿不能参加会是要请假的,可你们不通知我就是你们的失职,我这个党员不能搞特殊,今天在家可以投票嘛。”赵炜只得拿来纸请周恩来同志也投票。

坚持群众路线,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周恩来同志一贯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他不仅对机关党的作风建设提出具体要求,而且严于律己、身体力行,是坚持党的优良作风的楷模。

坚决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始终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党的作风建设的大敌,周恩来同志对官僚主义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官僚主义是领导机关最容易犯的一种政治病症”,“是剥削阶级长期统治的遗产”,“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讲究排场,中国的统治阶级过去是这样,我们也很容易这样做……如果不有意识地经常地排除某些旧的社会习惯,它就会经常来侵蚀我们”。

周恩来同志坚决反对领导干部搞生活特殊,1960年3月6日,他发现身边工作人员趁他离京期间将他的住房进行了维修,当晚离去暂住钓鱼台,还要求把室内原来的家具包括旧窗帘都换回来。

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同志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的会议上作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的政府机关内部“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机构臃肿、人员冗杂的情况势必导致一种现象——“机关式的官僚主义”的出现。他进而指出:“官僚主义在我们执政的党内,在我们的国家机关内,的确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险的。”“我们绝不能容许官僚主义再继续发展下去。”

周恩来同志给官僚主义画像,既生动又深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对于教育引导机关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宗旨意识、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加强信访工作,密切领导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周恩来同志在领导政务院和国务院工作期间,极为关注对人民信访的处理。他认为,做好信访工作,是机关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信访工作可以保持领导机关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是领导人同广大人民群众声息相通的一条纽带和重要渠道。

1956年6月,周恩来同志在国务院第三十三次全体会议上讲到反对官僚主义、改进工作方法时说:国务院收到的人民来信,转出去的,每年应该把主要问题印发给各部门,以便各部门了解情况,督促处理。为了在国家机关使信访工作形成一种制度,在周恩来的推动下,1951年6月,政务院作出《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1957年,国务院第六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工作的指示》。为了让人民群众来访时能很方便地找到国务院接待室,周恩来同志还在1965年提出把接待室搬到西长安街原北京市一机关旧址。经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和信访室同志一起察看、研究,向周恩来同志报告,提出在永定门火车站附近新建接待室。周恩来同志和主管国家计委的李富春副总理很快便批准了新建接待室的计划。

周恩来同志对信访工作的高度重视,对机关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学会做群众工作的方法,真正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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